百年党史小课堂第二章

百年党史小课堂

第二章（1927—1936）掀起土地革命的风暴

1927年

八七会议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这是一个正确的方针，是党在付出了大量鲜血的代价后换得的正确的结论。

八七会议是一个转折点，它给正处在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中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新的出路，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这是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

八七会议会址

1927年

党领导的三大起义

在严酷的斗争和血的教训中，党深刻认识到，没有革命的武装就无法战胜武装的反革命，就无法担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就无法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无法改善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命运。于是在1927年7月15日、8月1日、12月11日进行了秋收起义、南昌起义、广州起义，三大起义意义重大。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身份领导秋收起义，在攻打中心城市长沙受挫后，毛主席果断改变计划，从进攻大城市转向农村进军，这是中国人民革命发展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端，开启了中国革命新纪元。广州起义是对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又一次英勇反击。

秋收起义

南昌起义

广州起义

1928年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

大革命失败后，集中体现中国革命正确方向的是毛泽东、朱德领导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是同土地革命分不开的，广大贫苦农民从分得土地的事实中认识到红军是为他们的利益而奋斗的，从各方面全力支持红军和根据地发展。井冈山根据地的建立，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为中国革命探索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样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正确道路。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1928年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8年6月至7月，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近郊举行。大会科学分析了中国社会的性质，明确指出，中国仍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中国革命现阶段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当前中国的政治形势是处于两个革命高潮之间，第一个革命浪潮已经过去，而新的浪潮还没有来到；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

党的六大的路线基本是正确的，在党内思想十分混乱的情况下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六大以后，全党贯彻执行六大路线，恢复和重建党的组织，领导开展群众斗争，中国革命出现走向恢复和发展的局面。

中共六大展览馆

1929年

古田会议

1929年12月，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召开。大会通过毛泽东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古田会议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是党和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古田会议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建军原则，提出了解决把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性质的新型人民军队这个根本性问题的原则方向，使军队实现了凤凰涅槃。古田会议奠基的军队政治工作对军队生存发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人民军队永远不变的军魂。

古田会议会址

1930年

红军反“围剿”斗争

红军和根据地的顽强存在和迅速发展，使国民党统治集团感到震惊。蒋介石集中兵力向各根据地和红军发动了多次大规模“围剿”。红军在反“围剿”斗争中，形成了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集中兵力，各个歼敌；“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在运动中发现敌军弱点、速战速决等战略战术思想。这些战略战术思想建立在人民战争的基础之上，解决了红军以劣势兵力和落后装备战胜强大敌人的问题，是对马克思主义军事学说的杰出贡献。

红军反“围剿”斗争

1934年

红军长征

1934年9月上旬，国民党军队加紧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腹地发动进攻，10月，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8.6万多人，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红军的长征是以我们的胜利和敌人的失败而结束的。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它宣告了国民党反动派消灭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图谋彻底失败，宣告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肩负着民族希望胜利实现了抗日的战略转移，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事业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开启了中国共产党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斗争的新的伟大进军。

红军长征

1935年

遵义会议

1935年1月，党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这次会议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历史关头召开，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遵义会议会址

1935年

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

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的兴起说明，中国已处于政治形势大变动的前夜。把各种要求抗日的力量汇合起来，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御外敌，这一使命历史地落在中国共产党身上。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草拟《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不久公开发表，宣言主张停止内战，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对日作战。

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

1935年

“一二·九”运动和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

日本侵略者在侵占东北后，加紧了对华北的争夺。1935年6月中旬，在日本的胁迫下，国民党“中央军”撤出平津和河北，整个华北危在旦夕。在中共地下组织的领导下，北平学生在1935年12月9日举行声势浩大的抗日游行，遭到国民党军警镇压，由此开始的一二·九运动迅速波及全国。一二·九运动揭露了日本吞并华北进而独占中国的阴谋，打击了国民党的妥协退让政策，极大地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的到来。

“一二·九”运动和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

1935年

瓦窑堡会议

1935年12月，中央政治局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两天后，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瓦窑堡会议决议和毛泽东的报告，明确提出党的基本策略任务是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批评了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冒险主义、关门主义的错误倾向。瓦窑堡会议结束后，党采取切实措施，推进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

瓦窑堡会议会址

1936年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亲赴西安，逼迫张学良、杨虎城率部“剿共”。张学良、杨虎城在向蒋介石要求抗日遭拒后，于12月12日凌晨，采取了“兵谏”，扣留了蒋介石，并通电全国，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八项主张。张学良连夜电告中共中央，党中央派遣周恩来于12月17日到达西安。周恩来与张学良、杨虎城共同努力，经过谈判，迫使蒋介石作出“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的承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对促成以国共两党合作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起到了重要作用。

西安事变

 参考文献《中国共产党简史》2021版